扎脸
2017年5月，我正在贵州旅行。夜晚，正要歇息，突然微信响起，一看，是远在美国的女儿洛蕊发来视频请求。我心里一惊，她已经跟我失联好几个月了。我赶紧打开了视频，屏幕上霍然出现了一张恐怖的麻脸，我登时被嚇到了。这张脸，特别是中间的三角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豆粒大的黑点，乍一看，就是一张狰狞的豹脸。
“妈，你看看我。” 面目全非的洛蕊语含哭腔。
“你这是怎么弄的？！”我的脑袋仿佛受到突如其来的一记重击。
“我自己扎的。”
我大概是出现了创伤应激反应，除了大吼大叫地问为什么以外，大脑一片空白。
洛蕊泪如雨注，看着嚎啕的我。此生我们母女俩头一次相对痛哭，隔着手机屏幕，本该是抱头痛哭的。
失联多日的母女，还没来得及互相询问过往的生活，却已经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我的歇斯底里大概是给女儿造成了二次创伤，洛蕊后来告诉我，那一刻我悲痛欲绝的表情让她觉得罪不可赦，不配活着。
生长在美国的洛蕊原本有着一张令所有女生艳羡的脸蛋，皮肤天生细腻紧致。每次回国探亲，几个姨见到她总爱揉捏她的小脸，说“像缎子一样”。自从她离家去匹兹堡上大学后，身上便陆续出现一些小规模纹身，比如脖颈后部、脚踝、左腕内侧等，大多是花纹图案。对我们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家庭来说，女孩子纹身是不被接受的。
我和她爸虽然不满，无奈鞭长莫及，念及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审美观，纹身也不一定就代表她学坏了，因此并未多加讨伐，只是叮嘱她不要再纹了。不料，这次她竟然自毁门面，将永久性的纹身墨水植入到自己脸上的真皮层，把自己的脸扎成了在《自然》杂志封面上才能看到的豹脸。
看着这张骇人的麻脸，我仿佛看到亲人车祸的现场，一时间，头脑里涌现的全是生死存亡的重大的问题：一个女孩子，一辈子带着这张吓人的脸，谁敢娶你？谁敢雇你？在这个由“常人”规范统辖的社会，孩子，你将如何生存下去？
我的质问像雷霆般砸向屏幕那头，洛蕊低下头避开我喷血的眼睛，嗫嚅地说，她一直认为自己的脸长得太平庸，没有特点，一点也不出挑，她觉得加州女孩长满雀斑的脸特别漂亮，于是就动手把自己的脸“变”成那样。
“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了吧？！”我声色俱厉地吼道。
“我扎坏了，。。。。。。
我想要的不是这种样子，可是变不回去了，妈妈，我怎么办啊？”洛蕊拼命用手搓着她的脸，像试图用一块橡皮擦擦掉写错的字一样。
在美国行走多年，我看到过各式夸张的纹身，有人（多半是男人）将自己全身刺青，却不在脸上动手脚，偶尔看到有纹脸的，多半是行为乖张的艺术家。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自我毁灭者。难道一直都阳光上进，梦想将来考进医学院，成为一名治病救人医生的洛蕊在大学里学坏，走上那条不归路了么？我陷入了极度的忧虑和绝望，恨不得用特异功能把女儿缩小塞回肚子里，不叫她出生。
三周后，我接到洛蕊爸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女儿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现已住院，开始接受药物和心理两方面的密集治疗。
我快速查阅了一下有关抑郁症的知识，这才明白，原来洛蕊近来一系列不为我理解的疯狂举动，比如纹身、扎脸等，都是由于抑郁症所致。我马上告知主管：家里发生变故，我将辞职返美。
但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抑郁症护理的专业性很强，很多家人以爱的名义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被证明是对病人更大的伤害。在女儿的成长中，我历来以严母的形象出现，我也担心这种模式的陪伴，会对女儿的痊愈产生反作用。
发病
2014年秋天，我和洛蕊在纽约机场挥别，我去上海的一家美国机构就职，她去匹兹堡大学就读。洛蕊读的是脑神经科学，理想是本科毕业后考上医学院，像姥姥一样，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大学第一年，捷报传来，她门门功课成绩得A，还荣登了“院长名单”（Dean‘s List，优秀学生榜）。然而，从第二年开始，她的情况开始出现异常，跟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偶尔联系上，就跟我们说，她现在对医学很失望，她怀疑学医到底有什么意义，医学和医生的能力都太有限，并不能挽救多数病人的生命。她想改学哲学专业，从根本上了解人存在的本质和意义。
当时我和她爸以为是脑神经专业的课程太难，她学不下来，所以想放弃。她的成绩单上开始出现B和C的字样，有几门课甚至半途而废。我们陷入了失望和沮丧的情绪中，想着怎样来接受不争气的女儿的落败和不负责任的逃避，这个情况一直拖到2017年春天，洛蕊抑郁症爆发。
这期间的故事是我后来才从洛蕊那里了解到的。当时，洛蕊课余在医院做义工。一天下午，洛蕊正在医院跟一位癌症晚期妇女聊着天，几周来她都在用聊天的方式为这位病人进行心理疏导。正聊得愉快时，病人突然呈喷射状呕吐，几分钟后，便在洛蕊面前死去。被呕吐物喷了一身的洛蕊，当晚彻夜难眠，病人的容颜在脑中挥之不去，以致第二天无法集中精力考试，得了很差的成绩。
接下来，在医院里目睹了各种生命消亡，洛蕊越来越感到医学的无力，她开始质疑自己学医的意义，转而对哲学感起兴趣来。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类问题每天在她大脑里不停地冲过来冲过去，搅得她身心疲惫，苦不堪言。
照镜子的时候，她会怀疑：“镜子里那个我，是真我，还是一种假象？”她开始讨厌镜子中自己那张脸，觉得它平庸得令人厌恶，她必须对它做一些改变。她上网买来纹身墨水，一针一针地扎着自己的脸，居然毫无疼痛感。而后，她又在镜子面前悔青了肠子，觉得这张脸扎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她越看越觉得丑陋可怖，就用她爸给她的信用卡，花了上千美元，接连去做了三次镭射祛纹手术。然而，爸爸的辛苦钱烧掉了，自己的脸一遍遍地遭受着烧灼的疼痛，斑点的颜色不但没有被祛除，反而加深了。
她陷入了对技术的绝望，对世界的绝望。她开始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不接电话、拒绝见人。她长时间地蜷缩在浴池里发呆流泪，几天不吃不喝不洗不漱，形同行尸走肉。
她开始出现嗜睡现象，每天睡10多个小时都不够，但入睡后又噩梦连连，时时被吓醒，吓醒后又陷入昏睡。早上她无法正常起床去上课，即使去上课，注意力也不能集中，老师说的话，她充耳不闻，拿起一本书，却什么也读不懂。
此时，洛蕊男朋友的母亲刚被诊断出脑癌，他整天忙着在医院照顾母亲，没有注意到洛蕊的变化。
我美国的家离匹兹堡车程5~6个小时。洛蕊爸在一家制药名企工作，平时工作忙责任大，加上年事已高，独自驱车几百里去看望女儿对他并不是件易事；而我则被美方派往上海做项目管理，一年才能回美探亲一次。女儿的情况，只能通过她爸的转述了解。
跟洛蕊失联后，洛蕊爸到处寻找和洛蕊联系的线索，他曾打电话到学校询问，系里老师说，似乎看见洛蕊还来上课，别的并不知晓。至于洛蕊的男朋友，我们完全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无奈，洛蕊爸只能通过监视她信用卡的花销来猜测她的行踪。想起洛蕊青春期时曾经出现叛逆行为，我们猜想这孩子可能在大学交了坏朋友，躲避父母管教。“至少她还活着。”洛蕊爸无可奈何地说。
2017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洛蕊爸突然莫名地感觉异常，便开始给女儿打电话，之前一直不接电话的洛蕊，这次竟破天荒接了，但电话那头的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发出大口大口的喘息声。洛蕊爸吓坏了，本能地拨通了911求救电话。
半小时后，救护车呼啸着赶到洛蕊的住所，并强行打开了门，救护员发现洛蕊倒在地上，已人事不知。后来，洛蕊爸带着万幸又后怕的表情谈起这件事，他说，父女连心，那天全靠他的生物感应救了孩子一命，要不，孩子可能就没了。
在后来对抑郁症有了深入了解后我才明白，洛蕊当时是陷入了“木僵”状态，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导致体力衰竭。大概是因为最后的一丝求生欲让她接起了爸爸的电话，这才幸免一难。
木僵（stupor）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运动性抑制状态，并经常保持一种固定的姿势。木僵一般无意识障碍，各种反射保存，患者表现为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不动，言语活动和动作行为处于完全的抑制状态。
急救中心的大夫对抑郁症并无经验，在检查洛蕊身体各项机能无异常后，便判断她是因为长时间未进食所致，简单处理后让洛蕊出院了。回家后，洛蕊的低迷状态依然持续。当时，她同屋的两个室友已到毕业季，长期不回宿舍住，平时只有她一人，门窗紧闭。
桥上
从急救中心回来后的一个下午，洛蕊挣扎着爬起床，从地上的脏衣服堆里挑了件淡黄色的碎花连衣裙穿上，这件连衣裙是上大学前我送她的，她以前一直嫌这条裙子太正式，很少穿。她开始化妆，用厚厚的暗黄色粉底仔细遮盖住脸上的黑点，刷了睫毛。门外天空晴朗，蓝到令人崩溃。好久没见阳光的洛蕊有些睁不开眼睛，她拉低了棒球帽的帽檐。在56路公车站，洛蕊向司机亮了亮匹大的学生证，上了车，来到“桥梁之城”匹兹堡市内。
站在匹兹堡的霍姆斯蒂德古雷斯大桥（The Homestead Grays Bridge）上，洛蕊向下望着宽阔而舒缓的河面，这座1936年建成的冰冷的钢铁大桥是匹兹堡著名的自杀首选地，她已经来过这里十几次了。她徘徊在大桥上，想着自己的生活，看到的是一片灰暗惨淡的色调，就像死寂的史前冰川，让人生无可恋。桥下是波光潋滟的大河，舒卷柔缓的河面如有温暖的家园，召唤着倦人。她伸展开手臂，拉住了桥上的防护栏，一个声音告诉她：跳吧，跳下去就解脱了。正当她要纵身一跃时，一张脸突然挡在她面前，这张脸忧郁地看着她，若跳下去，这张脸会因为心碎而变形的，这是妈妈的脸。她怔住了，抓住防护栏的手臂缓缓地落下，泪水大滴大滴地击打着桥面。
匹兹堡的霍姆斯蒂德古雷斯大桥（The Homestead Grays Bridge）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每年自杀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有10% - 15%的患者最终有可能死于自杀。在中国，目前有5400万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达15%。
我得感谢女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起了我，妈妈成了拉住她生命风筝的最后一根线。洛蕊小的时候，我常常外出工作，每当我在家的时候，可爱的小洛蕊就会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亮亮晶晶的小眼睛一直看着我，好像生怕一眨眼妈妈会飞走一样。
而我作为母亲，由于距离阻隔和主观误判，没能在孩子发病的第一时间守护在身边。这，够我自责一生了。
Quarter
洛蕊有个美国男友，身上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朋友们玩笑地叫他Quarter（“两毛五”，美元硬币，即一元的四分之一）。Quarter未出生前，父亲就出走了，未婚的母亲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2017年春季洛蕊开始发病时，Quarter的母亲也被查出患有脑癌，Quarter全部精力都在母亲身上，并没有发现洛蕊的异样。一天，在去医院看望母亲的路上，Quarter忽然发现走在身边的女友很不对劲，一向性格开朗的她郁郁寡欢，泪流不止。
“你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哭啊？”
“没事，我就是没睡好，觉得很累。”洛蕊似是而非的回答更引起了Quarter的警觉。
Quarter曾是个问题少年，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孤苦无依感让他在青春期时陷入抑郁。在美国，男人抑郁时常会以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Quarter那时毒瘾缠身，还交上了一些行为乖张的社会朋友，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Quarter曾有一个女朋友，这个阳光可爱的白人女孩，在患抑郁症后离家出走，流落街头，长期蛰居于匹兹堡河边的一个桥洞下。一天晚上，女孩给自己注射了过量的毒品，死在了桥洞下，尸体很多天没被发现，直到发出了恶臭。
Quarter因此幡然醒悟，决心和这种生活一刀两断。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戒毒过程后，他终于脱了毒，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由于这段经历，他对洛蕊的表现很敏感，怀疑她得了抑郁症。
几天后，他来到洛蕊的宿舍，在这间密不透光，弥漫着酸臭气味的黑屋里，蓬头垢面的洛蕊穿着浴衣，呆坐在浴缸里。几天没见到女友的Quarter猛然看到一张可怖豹脸，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洛蕊，你可能得抑郁症了。走，看医生去！”
学脑神经科学的洛蕊却不能接受自己患上抑郁症的想法，坚决拒绝去看心理医生。Quarter像绑架人质一样，把洛蕊拖进了心理治疗中心，开始接受医生的询问。
抑郁症和普通的疾病不同，很难通过仪器测量来诊断，医生要通过大量的询问和谈话来判断就医者是哪种抑郁症。不同的抑郁类型，给药不同，若医生判断不准，给错了药，患者的症状有可能长期得不到解除，甚至会加重。
洛蕊刚开始看病的时候有抗拒情绪，对医生关于病因的探测回答得含含糊糊，被最初的医生诊断为单相抑郁症。在服药一段时间后，她的睡眠确实有所好转，噩梦减少，自杀的念头暂时被控制住了。她开始主动联系我，让当时已经回到美国的我暂时不要去匹兹堡看护她，说医院离她宿舍很近。我去了，吃住都不好安排。我知道洛蕊是个爱为别人操心的孩子，生活上独立性又很强。我怕我过去后没帮上忙反而让她心累，便顺从了她的建议。
洛蕊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休学一个学期接受密集性的治疗。治疗后，她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好，我们长舒了一口气。此时Quarter妈妈脑癌进入晚期，出现濒死状态。这位白人母亲，曾在洛蕊住院期间，带病去医院看望过她两次。洛蕊是个重情义的人，她和Quarter一起承担了照料他母亲的义务。
救难
2017年冬季，洛蕊在休学治疗中。除了服药，她每天上午要到医院去接受心理辅导。下午她会到到匹大周围的医院做义工。在美国的医院里，因为医生太忙，无暇顾及病人的情感需求，院方会安排像洛蕊这样懂些医学知识的医学预科生来对病人进行关怀和抚慰。洛蕊常常跟病人们聊天，尽量疏导他们的灰色情绪。因为感同身受，她对他们的诉求格外耐心地倾听，经常被病人当作救命稻草一样依赖着，救苦救难的使命感重又回到洛蕊身上。“我要一辈子治病救人。”洛蕊再次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洛蕊常去做义工的匹兹堡Magee妇科医院一天， Quarter从医院里打来的。他母亲目前脑癌恶化，陷入了疯癫和痴呆状态。
Quarter妈，这位前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年轻时与一位黑人律师未婚生下了Quarter，之后便与儿子相依为命。刚刚退休的她就被查出患有脑癌，可怜的是，除了儿子，她几乎没有其他亲人可以依靠。为了全天候守护母亲，Quarter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母亲的状况让这个平日沉稳淡定的小伙子陷入了痛苦和混乱中。
“洛蕊，现在我有一个麻烦，我妈需要洗澡，可她像个baby一样，什么都不会做了。她是我妈，我实在没法给她脱衣服。洛蕊，你能帮我吗？”
作为一个26岁的男人，对给母亲洗澡，Quarter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他本可将母亲送到护理院，以一个月一万美元的代价请人看护，但他辞职后没有收入，母亲痴呆前也没有及时向儿子交代她银行账户以及个人资产的密码，家里所有的钱都被锁死在母亲的记忆中。无奈之中，他只得向病中的女友求助。就这样，从Quarter母亲痴呆到病逝的近一年里，洛蕊给她洗澡、穿衣、理发、做饭、读书，看着她的生命之叶一天天地凋零，直至随风而逝。
洛蕊说，最让她难以承受的一件事是，Quarter妈后来智力退化到和婴儿一样，只认识每天照顾她的两个人，见到洛蕊就叫“妈”，见到她儿子就叫“爸”。有一次因为无法承受，Quarter甚至出现了神经性呕吐。
“有一件事我很后悔。” Quarter妈去世后，洛蕊跟我说，因为医生认为Quarter妈的病有恢复的可能性，叮嘱她每天训练病人自己做简单的事，比如穿衣、认日历等。
“要是知道他妈妈活不了多久，我就不会那么认真严格地训练她了。”
“Quarter”妈有一阵陷入了嗜食的状态，时刻都在找东西吃，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全都翻出来吃掉了。洛蕊怕她吃太多对身体有害，只好把东西藏起来避免她找到。现在一想起Quarter妈找不到吃的那焦急茫然的样子，洛蕊就开始哽咽。
当得知洛蕊在照顾Quarter妈时，我曾自私地建议她推掉一些护理工作，但洛蕊表示，她除了是Quarter的女朋友外，也是学脑神经科学的学生，照顾脑癌患者是她的应尽的责任。在照顾Quarter妈的一年里，洛蕊从专业的角度对病人进行了观察，也得到很多宝贵的一手材料。Quarter妈病逝后，洛蕊更加坚定了学习神经医学的信念，她想要挽救千千万万个Quarter妈的生命。
“我在治愈自己的路上，也在顺路帮助治愈别人。”
然而，由于全程目睹了Quarter妈——一个脑癌患者最后的挣扎，加上初诊并不精确的诊断和治疗，Quarter妈去世后，2019年春洛蕊再度陷入抑郁，我们又再次失联。但这次我和她爸并没有过于紧张。我们已和洛蕊的医生通过话，知道她的病情已在医生的专业掌控之下了。
洛蕊站在匹兹堡医学院门前重生
2019年5月的一天，在失联几个月后，我又接到了洛蕊的视频请求。洛蕊穿着一件很时尚的深V领衬衫，脸部精心地用亮色粉底化了妆，脸上的黑点几乎完全看不出来了。屏幕上的她，明眸皓齿，笑容灿烂，状态极佳。她告诉我，前段时间她重陷抑郁，一位印度医生接手了她的治疗。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在仔细询问了她的病况后，果断推翻了之前她是单向抑郁症的诊断，判断她为双向情感障碍症，并马上给她换了药。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兼有躁狂和抑郁的疾病，又称钟摆病。双向患者一般会在一段时间的抑郁低沉后再转为兴奋高昂，情绪总在高低抑扬中阶段性地轮转。我的表妹Grace也是多年的双向抑郁症患者。她说，她知道自己一生将与此病共存，它是永远如影随形的伙伴。她甚至还学会了随遇而安地安排自己一年的生活，高昂期做大事，低沉期保工作。这十几年来，她不但没有丢掉工作，还得到了职位的提升。
洛蕊说，换服新药以后，她觉得天地豁然开朗，状态比以前平稳多了，情绪不再大起大落，读书做事，头脑也更加条理清晰。
“妈，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很好，要开始准备考医学院了。”洛蕊的语气里带着久违了的自信。
复课后一个清晨，洛蕊穿上印有匹兹堡大学字样的套头衫，将医生开的抗抑郁药物放进了装满大部头教材的双肩包里。
这个学期她选了五门课，今天的三门课是有机化学2、机能神经解剖学、突触传导。下午4：30-6：00她要在儿童医院做义工；晚上7：30-8：30还要到健身房。
她带了两餐盒饭。她本可以就在学校食堂吃饭，但想到自己会比原计划晚一年毕业，这是父母需要额外多付出的一年。头发花白的爸爸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本来可以到世界各处去看看了，但为了支持她的学业和理想，选择继续工作，洛蕊心疼老爸的辛苦，所以花销上能省就省，尽量自己做饭带饭。
洛蕊和父亲在美国，医生地位崇高，医学是个充满竞争和对人才高度精挑细选的行业。美国有一百二十多所医学院，每年招收医学生约两万名左右，能考上医学院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报考医学院的门槛极高，考生要想达到医学院的录取标准，单从本科GPA的成绩上来讲，就要保持大学四年所有课程成绩全A的水平。
在一般美国大学生的眼里，学医难，前期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金钱成本）投入太大，行医后收入虽高，但成本收回期太长，加上医疗风险巨大，因此只有对治病救人心存真爱的学生才会选择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专业。
洛蕊学的脑神经科学据说是匹兹堡大学最难的学科，要在四年内，保持所有课程成绩全A，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就像是处在荆棘丛生森林里的选手，在跟阳关大道上的对手赛跑一样，不知道要拼上多少倍的汗水和力气才能抵达目标。
“当医生，每天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你确定这是适合你的职业吗？”我小心翼翼地提出在心里盘桓很久的问题，尽量不提“抑郁症”这三个字。
“我的病让我更理解病人，因为能帮助到病人，我才感觉我不是没用的。”
“如果最后没考上医学院，你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吗？”我很怕完美主义的她会卡在这个单项选择里不知变通。
“考不上也没关系，反正这辈子我会在医疗行业里工作，只要能帮助病人，我就知足了。”20出头的女孩子，经历过生死的历练，有了超出年龄的笃定和超然。
眼下正值暑假，洛蕊开始在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科带薪实习，负责大夫和病人之间的沟通。因为对工作认真负责，加上中英文流利自如，成了科室里的“香饽饽”。近来医院里从中国来的病人增多，因为她会说一些中文，成了双方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
作为母亲，我更担心她的健康。抑郁症患者需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可洛蕊经常在医院值夜班，白天还要复习MCAT（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洛蕊安慰我说，她每天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地忙，其实对睡眠是有帮助的她向我保证，开学后她一定停止上夜班，保证学习和睡眠时间。
“我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洛蕊翻着她那个红色的日程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她每天要做的事，已经排到几个月以后了。
“这个小本子不能丢，它是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