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息显示，大公国际成立于1994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原国家经贸委共同批准成立的全国信用评级机构，拥有政府监管部门认定的全部评级资质，能够对中国资本市场除国债外所有债务工具和参与主体进行信用评级。此前，作为国内首家向全球提供国家信用风险信息的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被市场视作“挑战美国金融话语权”的象征。
但在去年2018年8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与证监会相继对大公国际作出处罚。其中，交易商协会决定给予大公国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1年。
处罚的具体原因，则是大公国际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间，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同时，在交易商协会业务调查和自律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大公国际向交易商协会提供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表述和不实信息。
与之相应，证监会给出“暂停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的决定。并称，在证监会组织的专项现场检查中，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
曾经的国内主权评级象征，在短短数天内遭遇业务“双杀”，以大公国际为代表的“一手评级一手服务”圈内乱象也被市场扒出。
相关业务暂停后，大公证券业务开展及业绩表现出现极大问题。从2018年数据来看，当年大公国际共为797只债券出具了初始评级报告，同比减少了286只；涉及发行人431家，同比减少35.77%。跟踪评级报告份数同比减少8.48%，主动评级业务颗粒无收。
具体评级收入上，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收入较2017年直接锐减1.12亿元，至1.51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收入同比减少44.71%，公司债券市场收入同比减少43.45%。
不仅是业绩出现显著下滑，大公国际人才也在被处罚后出现明显流失。
根据大公国际年报，截至2018年底公司共有分析师98人，全年已离职180人。其余从业人员数量也出现大幅减少，高管人员2018年全年共5人离职，市场人员离职99人，研究人员离职9人，合规人员离职4人，其他人员离职5人。
面对经营困境，大公国际在今年4月选择被央企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新）战略重组。此次重组后，中国国新将取代大公集团对大公国际的控股地位，持股比例达到58%。其后，来自中国国新的吕柏乐正式出任大公国际董事长和总裁，执掌大公国际20年的关建中卸任。这位曾高调批评西方评级方法，并一手将大公国际培育起来的“主心骨”的离去，也标志着大公一个时代的结束。
大公国际业务暂停的风波，也直接推动了监管层对评级机构约束的细化。
就在10月10日，交易商协会又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利益冲突管理规则》，在隔离设置、回避安排、禁止性规定、离职审查和轮换、利益冲突管理和自律管理和处分均作出了详细规定。信用评级机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涉嫌违法违规的，交易商协会可移交行政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处理。
“也是在大公出事后，整个评级行业监管突然的收紧，一手评级一手服务的现象是看不见了”。注册在华南地区的一家评级机构分析师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尽管如此，国内评级机构仍面临着诸多先天问题，“我们评级所参考的资料都是被评级方提供的，拿不到第三方数据，客观公正并不能完全保证。整个市场制度还需要规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