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直接涉及到人们公平感的一些问题，比如经济正义供给不足等不合理、不合法现象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身份差距，影响了人们的安全感、信任感、认同感和社会支持感，使一些人心理失衡。
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一些后果，侵蚀了社会肌体健康，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因此必须强调，解决人的问题，不仅要重视物质需要和利益分配，还要考虑到人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补偿问题，而能否有效疏解心理问题，及时化解消极情绪，也是检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何谓“负面偏好”
社会心理学认为，无论是积极的情绪体验，还是消极的情绪体验，都是以人的内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和实现为基础的。当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当人的疑惑和盲目感不断增加时，心理就会被干扰，自信心、自控力以及适应能力就会降低。
而当人群中怀疑的态度和不信任感持续积累时，许多消极的暗示和潜意识就会代替人的正常思考和判断。一旦各种不良情绪不能有效化解，便会成为一种心理上的负资产。在负面信息泛滥的情况下，许多心理层面的负面情绪更容易蔓延，造成人们心理资源上的资不抵债。
研究表明，人群中有一种分享负面信息的现象，即所谓“负面偏好”。也就是说，人往往会更多地注意负面的信息和事物，并且强化这种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对一些事物留下不好的印象时，就会把这种印象加在同类上，甚至对该类事物的优点表示怀疑，有意无意地保留负面印象或降低评价。
一般而言，人们从负面印象中返回所需要的时间，要比从正面印象中返回的时间长，即使是有了正面印象，往往还会伴随产生某种理想化的心理倾向和情绪，从而不自觉地提高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当实际结果与想象不符时就更容易产生不满意的体验。
因此，在社会上传播的评价信息里，负面信息往往比例很高，尤其是借助网络平台分享负面信息的人群要比分享正面信息的多。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中，一般也是坏消息比好消息多。
“负面偏好”的成因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之所以有负面偏好的心理倾向，是因为负面的信息和事物对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影响更大。
同时，人们之所以关注负面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产生了认同感；人们之所以有一种分享负面信息的心态，则是因为有情绪宣泄的需要。2010年，著名市场调查公司尼尔森公司在发布的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用户习惯报告中指出，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为62%，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
社会环境中信息泛滥和关键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不断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使人们在内心积累了一些负面体验和情绪，一旦遇到某些诱因，就极容易爆发。特别是在网络与移动通讯结合日益紧密，微博、微信成为最活跃媒介的情况下，某些评论和意见左右了公众的情绪甚至助长了人们的负面心理，促成了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有时还可能形成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
可以看到，在社会现实中，信息的失真、心态的失衡、意见的失当以及行为的失序之间几乎形成了一个链条。而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再具体查找原因加以引导，才有可能把消极情绪控制在最低范围。
如何克服“负面偏好”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心态与复杂的环境相互作用。人的情绪对于人的认知过程和社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现实中，人们往往具有附和公众舆论的倾向，而某些措辞激烈、断章取义的话语，并不能表达群体成员真实的内心感受。无论是迷茫、浮躁，还是焦虑、盲从，社会舆论环境中不同意见表达和情绪的叠加常常呈现出复杂且失序的状态，这就使常态的恢复以及心态的平复需要人们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
尤为严重的是，一些非理性表达的传递，不仅破坏了人们正常的认知，也往往会形成负面的舆论压力，引发思想混乱，使人们产生更多的焦虑愤懑和消极预期。一些蔓延在人们言谈话语和网络空间的各种怨恨情绪，就是负面心理定势的典型表现。
怨恨情绪的破坏性极强，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不满和仇视，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等诸多社会基本关系的紧张，在心理上瓦解着社会凝聚力，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事实上，当转型期的社会变化与人们的心理预期产生不一致甚至是严重矛盾时，人们迫切需要得到合理的心理归因，需要得到来自社会道义上的声援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而健康心理建设既要照顾到利益问题，又要超越利益问题，要增加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制度，及时把握民情民意。
还要积极构建情绪疏导机制，强化社会心理服务，注意修正极端性思维方式，以增加社会包容性和人们的心理弹性。要充分发掘人们内在的积极心理品质，拓展人们健康向上的情绪，推动社会理性不断增长，以最大的可能增强社会凝聚力。
（作者为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2016年12月19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克服“负面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