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PISA测试结果甫一出炉即引发热议。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作为整体参加测试，在阅读、数学、科学3科中均排名全球第一，成绩令人瞩目。而这已不是中国第一次在测试中取得第一的成绩，2009年上海代表中国首次参加测试，获得第一；2012年上海再度夺冠。这样的成绩恰好印证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文德在其著作《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以下简称《破解神话》）中所提到的——教学功绩：芬兰唱罢，亚洲即将登场！
2000年，PISA测试开始的第一年，芬兰位居榜首，此后表现一直不俗，乃至收获“芬兰教育世界第一”的赞誉。近期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有关芬兰一集，以“芬兰教育全球领跑的秘密，不仅是没考试和不竞争”为题，在大众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乡的美好童年：这里的学生没考试，零压力，成绩好；教育公平，学生自主，几乎满足了我们对教育的所有美好想象。
鲜有人知，自芬兰在PISA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以来，向世界兜售教育即成为芬兰的任务之一。通过PISA，芬兰俨然创造了自己的教育神话。而今中国正在接棒芬兰。
芬兰的任务：向世界兜售教育？
文 " 文德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TENSION（教育的多元性与跨文化性）研究组负责人，SEDUCE（社会、文化与教育）博士院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特聘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跨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社会学、师生流动，在国际上出版50多部著作，发表100多篇研究性文章，成果丰富。多年来，他造访澳大利亚、加拿大、卢森堡、马来西亚、瑞典等多国，研究各国教育模式，同时也在不断审视总结芬兰教育的经验，反思芬兰教育的前路到底应该去向何方，是欧洲教育跨文化交流领域最为知名的专家之一。
“对芬兰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局面。10年前，也就是2002年以前，我们很少被邀请去哪里，但是现在，如果有人想听芬兰的故事，那我们……你知道我会去的……因为我也明白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某一天，我们会被他人所取代，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芬兰教育与文化部下属的国际事务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帕思·萨尔伯格
在过去的30年间，教育政策变成了“大量专款投入的多边政府责任，以及对教育成就专业化国际化的研究”。这种现象随着各类组织的国际研究增多而愈演愈烈，比如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经济合作组织。他们的研究指出了世界范围内教育政策的差异，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教育国际竞争的时代”。因此，每种被认为优质的教育体系都会迅速成为一种出口的商品。
教育产品的买卖是名符其实的金矿。澳大利亚的年收入从50亿美元（2000年）增长到 191亿美元（2009年）——其中教育成为出口最多的服务。同样，美国商务部在2009至2010年通过出口教育获利超过200亿美元。但是，全世界出口教育的翘楚当属英国，2008至2009年获利341亿英镑。
自从芬兰在PISA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以来，决策者们便在芬兰教育出口方面投入巨资，打算“出售”师资培训者、教师、芬兰的教育考察项目，甚至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芬兰学校。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截图
1917年芬兰独立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芬兰试图建立典型的福利国家教育体系，其方针就是团结一致、普及基础教育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平衡。许多作家都指出，一直到60年代，芬兰的教育还不是特别突出：“当时，芬兰教育与马来西亚或秘鲁在同一水平上，落后于北欧邻国——丹麦、挪威和瑞典。”但从80年代末起，芬兰的教育政策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教育和市场的联系日益加深，效率、生产力、竞争力、国际化以及放松对民生项目（医保、社保等）的管制成为决策的中心。用来解释芬兰奇迹的一个论据——决策权下放——与9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有关，国家缺少资金，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独立解决学校的财政问题。这场无声的革命为这个北欧国家的新教育思想和政策作出了贡献。
售卖芬兰教育体系及教育参与者的想法起初源于芬兰积极实行的“国家品牌”计划。实际上从2008年起，就已经存在对于芬兰教育的营销。时任芬兰外交部长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就通过成立智囊委员会将“芬兰品牌的力量”官方化，“为芬兰制定一项战略，以应对与芬兰形象相关的外部和内部挑战”。智囊团的目标是探究芬兰如何通过三个关键词——功用性（设计）、自然和教育——来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2008年以来，“教育出口”这一说法在教育学术圈传播开来，售卖芬兰教育的项目也在增多。现在，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出口”培训、师资、师资培训者甚至是学校。买家纷至沓来，但似乎最大的客户是沙特阿拉伯、中国和阿联酋。对于实行了3年“自治”（意味着大学要或多或少地自主解决需求，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将越来越少）的芬兰大学来说，出口芬兰教育是福音，是不容忽视的金库。我所工作的教育系就经常接待国外同行，向他们介绍、售卖“芬兰奇迹”。而且访问也并不是免费的，比如访客如果希望拜访教育委员会，可以通过邮件与教委的代表联系，20个人的代表团访问2个小时需要支付1000欧元。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截图
“国家品牌”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非常短，90年代由国际市场营销专家提出，目的是打造“能够提高竞争力的国家形象”。其基本理念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必须要相互竞争。
在芬兰，这一概念与教育出口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对芬兰教育进行界定、创造并将其市场化，也就是要搞清楚芬兰教育的优势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赋予它可购买性。
18世纪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民族-国家的概念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可以团结公民的心理、政治现象，转变为一种全球战略，转向寻求推广代表国家身份的某种形象。事实上，“现代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永远处于建设中的品牌”。因此，奥林斯（Olins，2000）提出了“国家品牌”这一表述来指代这种“复杂且多面”的现象。如今“国家品牌”这一概念已被许多国家采纳。
最早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为《地点营销：为城市、州、国家吸引投资、工业和旅游》。之后，身为独立政治顾问的S. 安霍尔特（S. Anholt）又加强巩固了这一概念。此外，安霍尔特曾为许多政府制定“国家品牌”战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开创了自己的国家品牌年度评估指数。
安霍尔特对芬兰“国家品牌”的影响巨大。芬兰“国家品牌”计划于2011至2013年间实行，总预算约为500万欧元，其中部分来源于欧盟。另外两位品牌方面的专家——莫莱恩和莱尼斯托——与安霍尔特一起被纳入了芬兰品牌团队。莫莱恩和莱尼斯托的作品《如何将国家、城市及其他目标地点品牌化：地区品牌化计划书》对全世界的“国家品牌”构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两位作者看来，建立国家品牌需要在5至20年间投资至少1500万欧元。对于芬兰来说，这意味着在2030年前至少要投入3.05亿欧元。与澳大利亚和德国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澳大利亚在2003至2006年间投资了2.05亿欧元，德国仅2005年一年就投资了152亿欧元。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国家品牌每欧元的投资回报比为1:75。
负责2030年芬兰国家品牌计划报告的团队还确定了一些其它目标：提高他国对芬兰劳动成果的认可，即促进芬兰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推动外资引进；促进芬兰入境游；提高芬兰国际地位；加强国际专业人才引进；提高芬兰的民族自尊心。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截图
总体来说，“国家品牌”的概念与人类学家约翰L.和简·科马罗夫（John L. Jean Comaroff，2009）提出的种族企业主义概念非常接近：“将文化主体投入市场和法律领域，将文化抽象加入（自然地享有版权）智慧所有权，将差异的政治立场与法律学领域混在一起。两位科马罗夫甚至谈到了民族股份有限公司（Nationality Inc.）或将国家视作公司（Country-as-company）的概念。这些现象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认为民族国家的概念对所有公民来说都是静止、稳固、普遍的要素，与后现代研究者所描述的现实完全相悖。
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我们的推理会受到各种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认同某一特定群体成员的意见就受其影响，从而失去了考虑其它推理方式的能力；人类学家N.P.皮特斯（N.P. Pieterse）认为国家的身份是混合的，是在同一政治类目下按自身传统合并起来的民族的结合，例如凯尔特人、法兰克人还有一些其它民族和为“法国”。
因此，国家品牌为了将国家空间转变为产品而弱化了国家的复杂性，就像文化主义者拉普兰提所说的那样，“它割裂并反对那种旨在发现让人深信不疑的联系的阐释。它中断了运动的流。通过区分并强化这些很快就变成了陈词滥调的对比，它在各个大陆之间建立了一堵难以逾越的墙，把‘文化’笼罩在永恒的对立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融入了教育的国家品牌通过假设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国家或文化之间建立了往往是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这些假设的意识形态常常被伪装成“俨然中立的描述”。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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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出发，用简单生动的语言系统地分享并解构一些现象、报告演说和访问考察，来展现芬兰教育中存在，并被刻意隐瞒的问题。
阅读本书，将有助于我们破除对芬兰教育的盲目崇拜，在教育的选择中起到辨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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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多数芬兰教育界的工作者一样，文德教授在他的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教育能够做得更好吗？”因此，了解我们自己教育体系中的弱点和挑战并着眼于如何改进非常重要。
——芬兰国家教师改个规划主任亚里·拉沃宁
文德教授的书并非皇皇巨著，但给人的印象是深刻、务实、选材精当、鞭辟入里和直入主题的。对于关心芬兰教育、中国教育和普遍教育问题的人们而言，这是一本涵义深刻丰富，值得一读的好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
文德教授在本书中非常清晰地阐释了国家品牌战略给芬兰教育带来的问题，并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重新思考芬兰教育成功的某些关键因素。
——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艾史里·辛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