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并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传统心理学，成为明显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一种独特体系。通过心理学的中西交流，使“中国传统心理学”创造性地转化成“中国心理学”，是任何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心理学者都难以拒绝的使命。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的突破点在哪里？表面来看，这是杞人忧天式的多虑，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心理学家们在国际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站在国际的视野，可以看到能称之为“中国心理学”（Psychology of China）的东西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发现，迄今为止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学在中国”（Psychology in China）的研究。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既然心理现象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日常普遍存在的现象，难道拥有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中国就没有自己的心理学吗？
过去七八十年来，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张耀翔、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等人已经通过不懈努力，从中国文化典籍中陆续挖掘出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当然，他们一般认为中国过去只有心理学思想，没有心理学，如高觉敷说，“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是否就没有心理学呢？不错，我们没有心理学，但有心理学的思想。”（高觉敷，1985）
如果我们以上下五千年的视野审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类对自我心理的探究历史，就会注意到，至少在1582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前（由此上溯至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文化迥异的中国与欧洲对人类自我心理的探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是自成一体的，这就是在中国儒、道、佛等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心理学思想。因此，“心理学”虽然是一个舶来词汇，但中国过去一直拥有自己的心理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学”（Chinese Traditional Psychology）。
在西方心理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以自己的话语在中国本土地域言说自己的心理学。因此，“中国传统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兼容的。但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融入全球、西方心理学已经建立并传入中国至少一百年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传统心理学必须要在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中才能新生。幸运的是，尽管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兼容，但普遍性的人性的存在以及多元文化的互补价值使心理学的中西对话交流变得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显然，中国传统心理学是普遍性的人性在中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其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心理学思想和内容（如“仁且智”“致良知”“情志相胜”“禅修顿悟”等），有一些富有人文特色，也有一些富含科学成分。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典型如《易经》中展示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并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传统心理学，成为明显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一种独特体系，有效地弥补了西方心理学的某些明显不足。
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事实上已经发生。当老一辈心理学家从中国文化典籍中陆续挖掘出心理学思想的时候，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便开始了，只不过这种对话交流的契合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广度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方法还需要进一步丰富。
通过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中国传统心理学”必将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最终产生“中国心理学”。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考虑到世界心理学还在科学化的进程中，这种创造性转化，就其本质而言可称为“科学的心理学诠释”。在这里，“诠释”是指中西文化互释，既包括“以西释中”，也包括“以中释西”。其具体的诠释路径应该是，在心理学科学化目标的指引下，先以西方心理学解析和批判中国传统心理学，逐步达成现代中国心理学，再以中国心理学解析和批判西方心理学，从而逐步达成科学心理学。这样由“以西释中”到“以中释西”，通过中西文化互释以建立和完善中国心理学，最终与现代西方心理学一起，共同建立科学心理学的大厦。通过心理学的中西交流，使“中国传统心理学”创造性地转化成“中国心理学”，是任何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心理学者都难以拒绝的使命。
“创造性转化”一词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思想以及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广泛使用，就笔者目前所知，最早似源自于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对中国传统人文的探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于从古希腊、古希伯来和古罗马文明为源头演化而来的西方文化而言，确实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中国文化未能发展出抽象的形式逻辑，中国文化也未能发展出一套内在自洽的政治哲学体系，例如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哲学并没有内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但是，儒道佛中有关心身关系的自身实证（或曰“体证”，如禅修顿悟即是如此）研究存在着西方文化不擅长的一面。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心理学界依然只限于极少数心理学人的感同身受。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但是不能囿于中国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发出来。同理，“中国心理学”也只能通过“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生发出来。
过去几年来，我与罗劲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郭斯萍教授（广州大学）就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并联合罗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彭彦琴（苏州大学）、应小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舒曼（华东交通大学）、孙俊才（曲阜师范大学）等国内多位学者一起开展了有关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现代诠释研究，已对有关“人贵论”“仁且智”“禅修顿悟”“信则灵”“情志相胜”等概念和命题作了初步的现代心理学诠释，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做一点初步的工作（我们已将这些成果编撰为《儒道佛与认知神经科学》一书，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研究成果也许能让我们窥见“中国心理学”的一鳞半爪，当然也可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还需要深化，我们等待国内外同行的批评和建议。我坚信，无论是对于未来中国心理学的建立，还是对于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这样的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是价值重大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